马寅初，一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，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，并提出了计划生育的理论，为此他曾遭受过严酷的批斗和迫害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国家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。当时，社会上有许多人渴望着孩子的降临，而如今，三胎政策已经全面放开，然而却依然难以激发人们的生育热情。
一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
许多人在道德的高地上高谈阔论，口口声声要求别人遵守规则，但他们自身的行为却往往与这些言论背道而驰。马寅初曾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倡计划生育，呼吁减少人口数量，但他个人却有两位妻子和8个孩子。当时，一些人质疑他为何要求别人少生孩子，而自己却反其道而行。那时，国家的主流思想是“人多力量大”，有了足够的人口，国家便能更强大。马寅初因此遭遇了严厉的批判，他的办公室门前贴满了大字报，甚至被拉出去公开批斗。然而，马寅初性格直率，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他曾公开表示：“即便死了，我也要坚持自己的想法。”到了70年代末期，人口激增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巨大压力，政策发生了转变，开始倡导限制人口增长，以减少资源浪费。1982年，计划生育政策正式被写入宪法。那时的基层计划生育干部，不惜动用各种手段来严格执行这项政策。作家莫言的小说《蛙》便是这一时期的生动写照，小说中的主人公姑姑便是一个计划生育的执行者，她的工作引出了许多家庭悲剧。这部作品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在现实中，那个年代的孩子放学后常常举着小红旗大声喊着：“计划生育好！计划生育好！”村里的喇叭更是不断地广播着“计划生育必须执行，谁不执行，就要上吊喝药！”许多人为了规避政策，偷偷地去亲戚家生孩子，甚至将差两岁的孩子上成双胞胎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计划生育干部逐渐闲得无事，且相关部门的职能逐渐归入了卫生局，最终演变为现在的卫健委。这些庞大的基层干部队伍因此失业，而计划生育的政策逐步消退。但至今，许多人依然受制于计划生育的观念，依然固守着“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”的思想。
展开剩余56%二、人口老龄化与三胎政策的反响
进入2021年，中国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.67亿，意味着大约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，养老基金的压力不断增大。与此同时，人口增速趋缓，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。许多年轻人，尤其是90后和00后，开始放弃生育的计划，许多人甚至直言：“养活自己都困难，哪有能力养孩子？”面对这一现实，国家先是放开了二胎政策，结果仍未能激起太多生育热情，于是又将目光转向了三胎政策。可是，疫情影响下，大量失业和收入下降使得许多人更是无力承担育儿的成本，生育意愿再度下降。社会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：国家越来越老龄化，许多人选择了丁克家庭或干脆放弃婚育。马寅初当年提出的计划生育政策，恐怕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，进入21世纪后，许多人竟然主动“实行”起了计划生育，选择不生孩子。
三、生活成本与生育压力
以我们邻居家的小夫妻为例，他们在郑州购买了一套总价170万的房子，其中60万由父母提供，剩余的110万需要贷款支付，每个月的房贷压力就高达5000多元。夫妻二人现在有一个孩子，而由于双方的父母无法提供帮助照看孩子，妻子只好辞去工作，专心在家照顾孩子。光奶粉钱每个月就要1000多元，加上日常生活费和租房费用，每个月的支出几乎达到3000多元。丈夫每个月的收入为1万元，扣除各种支出后，家里几乎没有剩余。要是再生一个孩子，这个小家庭几乎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。夫妻二人表示，如果国家能够在房贷、现金补助或是孩子入托等方面提供一些支持，并且不影响妻子的工作，他们可以考虑生二胎。可是，现如今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政策支持，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根本没有能力承担起生育的费用，更遑论三胎了。为了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，建议国家向俄罗斯学习，对生育二胎、三胎的家庭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，让人们敢于生育，愿意生育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
结语
从计划生育的实行到现在的三胎政策，中国的生育政策走过了曲折的历程。从一度强制的限制，到如今放开生育，国家政策与人民的生育意愿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矛盾。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问题，如何为年轻家庭提供更多实实在在的支持，成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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